《錯置臺北城》以建築、影像、公園、雕像認識台北城
又是一本放在待讀書區多年的書，當我決心與它在一起時，白色封面已有細片狀黃斑，似乎已滿臉愁容抱怨著我的遲到。輕輕翻閱，愁容外表的它，一點一滴散發出令人驚嘆的內在想法。這是一本我早一點讀，可能沒有現在讀來得有心得的書。書啊，謝謝你等我。
事實上，光是認識臺南府城、高雄舊城就讓我這南部人花費許多時間，沒有任何機緣去多認識臺北城，直至我必須經常北上，才開始組合曾經走過的某些區域與路段，在點與點之間，試圖了解這個城市。於是，待讀區的《錯置臺北城》引發了我翻閱的興趣，收藏的《臺北城》、《大稻埕》、《艋舺》三地圖（作者：徐逸鴻）被張大胸膛，袒露一切。
當我讀了《錯置臺北城》數段，驚嘆作者的獨特解析時，才發覺漢名的作者周文龍（Joseph R. Allen）是個外國學者，他在1977、1978年就來到台灣淡水教書；1987、1988年再回到台灣研讀戰後社會及詩歌；1999年居住在台北城最早的起源市鎮——萬華，然後又回去明尼蘇達大學雙城分校，擔任亞洲語文學系系主任。長久的觀察與研究下，讓他精確地寫出台灣歷史，尤其以視覺文化，電影、攝影、影像，以及公共設施如：公園、雕像、銅馬作為分析，更是精彩！只要看到書後註釋及參考書目近70頁，就知道作者有多麽下功夫啊。也由於他從視覺文化書寫分析，讓身處外地人的我讀來有相同客觀度的共識，並且從第一章節至後，慢慢感受作者以「錯置」一詞的想法。
此書除了搭配《臺北城》、《大稻埕》、《艋舺》三地圖（作者：徐逸鴻）外，亦可續讀莊永明的《台北老街》，此書圖片豐富，易讀性高，反之閱讀《錯置臺北城》，得時時搜尋資料（尤其是老地圖）配合閱讀，並且要對台灣新電影稍加認識才行。
以下為我抄寫《錯置臺北城》的片段與回應：
‧就地質學的角度來看，臺灣和中國並無連結。與澎湖群島不同，臺灣島並非大陸棚的延伸，而是海底火山抬升的結果，一如環太平洋西區，日本至印尼間的各群島。此外，自有人定居以來，臺灣的文化便與中國大相徑庭——是種自成一格的海島文化，若她與外界有任何交流，便是和南太平洋的南島語族，與臺灣的原住民屬於同一族系。（p.22）
‧荷蘭最具影響力的貢獻在於利用漢人移工大量種植水稻及甘蔗，這樣的農業傳統持續到今天，而那些來自大陸東南沿岸的移工（以福建地區最多）後來也定居了下來。歐陽泰（Tonio Andrade）稱荷蘭時代的臺灣為一種「共同殖民」（co-colonization）。（p.23）
‧國民政府軍在內戰中敗給共產黨軍隊後，便如明朝忠臣鄭成功般退守臺灣，建立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臺灣人和初來乍到的大陸人之間的政治與社會差異進一步擴大。⋯⋯政府禁止大眾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臺語和日語。文化習俗甚至歷史和地理的各項研究，都聚焦在中國大陸。臺灣人失去了自己的聲音，許多作家更失去了寫作的能力，直到他們學會新的「國語」。⋯⋯某些學者將國民政府執政的戒嚴時期（一九四九——一九八七）稱為「新殖民」時期。（p.30-31）
這時期的的作家如台灣文學葉石濤，從前以日文作為創作語言，國民政府來臺後，被迫新學「國語」，他以抄寫紅樓夢自學中文，延續寫作創作路。
‧一八八七年臺灣建省，將省城設置於北部地區，清廷對台灣北部的重視達到了新高峰。這也反映出島上政治權力的突然轉移，原本以臺灣府（今臺南）為代表的南部政治中樞，被政治、經濟價值都日益提升的北部取代。⋯⋯但近年來臺灣南部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力量再次抬頭，尤其是政治活動興盛又坐擁深水港口的高雄市。或許過去由南到北的遷移方向已有逆轉的跡象。（p.49-50）
1887年臺灣建省，將省城設置於北部地區，此時已確定台灣的重心開始於北部，1967年台北為台灣第一個直轄市，直至今日，一百多年來，台北都還是處在台灣首都角色，真期待末段南遷預言實現，這是身為南部人的我的心聲。
‧在一八九七年繪製的《臺北及大稻埕、艋舺略圖》中（圖1.2），我們可以清楚觀察到當時城牆內的區域，至少有一半尚未開發，大部分都還是農田。以大清帝國晚期的種種標準來看，都市如此空蕩，著實令人詫異，而這也為來臺的日本長官提供實行都市計畫的絕佳舞台。日本的都市計畫者把握了這個大展身手的好機會。（p.55-56）
1897年臺北大稻埕艋舺平面圖，請參看我找到的這圖層，Link！
‧城市攝影
臺灣殖民初期的攝影可分為許多類型，其中與我們主題最有關聯的是宣揚殖民建築的攝影。市中心的殖民建築一直都有連貫而周全的影像紀錄，其中採用德國建築風格的臺灣總督官邸建於一九〇一年，是最早獲得大量照片宣傳的殖民地建築。總督官邸的興建，反映出將歐式建築置入城內的最早階段。（p.61-62）
這一段或許已開始傳達「錯置」概念，文中提及的臺灣總督府官邸為現在的臺北賓館。
第一代總督官邸（台灣回憶探險團照片）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地圖依然是呈現臺北城樣貌的主要方式。但在這個時代，攝影已成為最強勢的視覺媒介，製圖學相形失色。⋯⋯這個時期的官方攝影是種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照片中的臺北市只有兩種形象：摩天大樓林立或古老廟宇密佈，極度強調現代性和中國傳統文化。若有任何日治時期遺留的物質文化出現在這些照片中，比如殖民建築，皆會被移除標記、重新標記或以反殖民論述重構。（p.71-72）
‧刊登於戰後官方媒體的照片，大都將臺北市呈現為欣欣向榮的進步之城，其中以《臺北畫刊》和《發現臺北》最為明顯。但於此同時，也有一些由專業或業餘攝影師拍攝的影像，捕捉並呈現了臺北市遭到忽略的臺灣人居住區。這批專業攝影家的第一代成員皆在日治時期接受攝影訓練，因此他們拍攝的作品帶有日治時期各類視覺作品的特色，包括民族誌攝影、漂亮女孩的肖像照，以及強調畫意美學的「當地習俗」攝影。這些攝影師之中，最著名的便是人稱「三劍客」的鄧南光（一九〇七—一九七一）、張才（一九一六—一九九四）和李鳴雕（一九二一—二〇一三）。三人都著迷於日常生活中的畫意美感，不論是城市或鄉村場景都令他們深感興趣。（p.77）
‧（《蘋果的滋味》）小說中的文字充滿強烈的象徵意涵，在電影版本中更經過視覺強化，藉以評論臺灣和美國、中國之間的冷戰關係。⋯⋯電影中兩個明顯的意識形態重點——美國文化霸權以及透過語言和翻譯形成的身份認同，都牽涉了眾多層次的錯置。來自美國的力量用最直接了當的方式逐出了國民政府的力量，一如國民政府逐出日本殖民者、日本殖民者逐出清朝統治者的力量：而臺灣人民一直都潛身在這樣的表層底下。電影的敘述往返於兩個場所之間，在空間上稍微表現出這種錯置。（p.90-91）
‧（《飲食男女》）電影中朱大廚接獲緊急通知，前去拯救即將淪為一場災難的重要宴席，我們在這一幕中看到他工作時的樣貌。⋯⋯從突然召喚老朱緊急電話，到最後微醺的對談，這段敘述明確地表露出那些從中國大陸來臺的第一代菁英階層在臺灣島上的權力關係。從這個觀點看來，老朱的三個女兒表現的是對父親錯置情況的各種妥協。（p.97-98）
‧下令建造城牆的是知府陳星聚，他找來十四名總理共同參與建築事務，各自代表當地最有權勢的家族。這十四名總理是築牆資金的主要來源，⋯⋯板橋林家族長林維源，⋯⋯他堅持一定要在建築上留下家族的印記，「額外」建設了獨樹一幟的小南門。建設小南門不只是個象徵性的建築工程，這個新城門朝向板橋，讓來自漳州的林家人可以直接進城，不必再穿過由敵對的泉州人掌控的艋舺從西門進城。（p.112）
‧三邑人在與同安人械鬥時，將龍山寺作為根據地，而同安人後來則在大稻埕建立霞海城隍廟（一八五九年）。儘管臺北府天后宮是為了供奉擁有眾多信徒的媽祖而建，卻與一八八七年建於城內西北一隅的臺灣省巡撫衙門關係更為緊密。天后宮位於全城的地理中心，在兩條主要街道——府後街（今館前路）和西門街（今衡陽街）——的交叉口，其所在位置也是通往鄰近學院和考棚行署的街道，考棚行署可說是另一個象徵朝廷地位的建築。因此天后宮其所屬範圍，在實際層面和社會情境上都脫離了地方族群事務間的緊張關係，或至少在此緊張關係中維持中立。（p.142）
‧臺北新公園中的博物館一般都稱為總督府博物館，但官方的正式名稱其實是「兒玉後藤紀念館」。博物館和這兩位施行殖民政策的建築家一直都有著高度關聯⋯⋯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這棟博物館建築都呈現出夏鑄九稱為「雙重演繹」（double translation）的臺灣殖民建築特徵——由歐洲轉譯到日本，再由日本轉譯到臺灣。（p.174）
‧在我的論述中，臺北城的城門市數種不同地圖符碼下的肖像，數種政治權力（帝國、殖民及國民政府）下的象徵，以及被拆毀的城牆的索引。肖像、象徵和索引間的界限時常流動兒曖昧不明。（p.262）
‧我談到臺灣島的歷史中錯置的不同族群。這種「錯置」一如常見的用法，指的是迫使一群人離開原先的住處或家園，在不得已的狀況下移居到另一個地方，如臺灣原住民與不同殖民者的遭遇，或一九四九到五〇年間大批大陸居民的湧入。其他族群上的錯置則與社會和政治較為相關，臺北城牆內權力核心的轉移即是一例。（p.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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